「說服群眾的不是事實，甚至也不是捏造的事實，而是公然蔑視。」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牛津辭典》將「後真相」（post-truth）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在這當中，他們強調的是：「post」這個前綴詞並沒有多少「過去」的含意，而是真相已經黯然失色，變得無關緊要。
蘇格拉底認為，無知是可以補救的；如果一個人無知，可以教導他。更大的威脅來自那些自認已經得知真理的傲慢者，因為這樣的人可能輕率行事，真假不分。
目前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有一適當的理論來界定真理，而是要理解破壞（subvert）真理／真相的不同等級。
第一種，先得承認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會在無意間說出錯誤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說出來的東西是「謬誤的」（falsehood），但不是謊言。
第二種則是「刻意忽略」（willful ignorance），這是指我們在不確知某些事是否屬實前就說出口，也不想花時間去弄清楚這些資訊的正確性。
最後才進入說謊，這是在我們有意欺騙時說出的虛假言辭。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因為這時我們跨越了界線，是在明知自己所言不實的情況下說的，懷有欺騙他人的意圖。照定義來說，每個謊言都要有一個觀眾。
如果沒有人在聽（或是如果我們確信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可能不覺得要對自己的虛假言論負責，但當我們的意圖是操縱某人去相信我們知道的不實情事時，就已經離開對事實的單純「詮釋」，進入到偽造或捏造的狀態。
哲學家哈利．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那本謔而不虐且相當嚴謹的《論廢話》（On Bullshit）一書中就說得很清楚，一個人大言不慚地講廢話時不一定是說謊，可能只是展現出對於真實的輕忽與無謂。
然而，後真相還存在更險惡的形式，這牽涉到自我欺騙和妄想，讓人真的抱持一錯誤的想法，即所有可信來源的資訊都還具有爭議。在最純粹的後真相形式中，有人認為群眾的反應實際上得以改變說謊的事實。
後真相時代的新特色不僅是在挑戰「認識現實」（knowing reality）這個概念，而是在質疑現實本身的存在。
否認者和其他的追隨者經常採取的態度是，以最高標準來審視他們不願意相信的事實，但是對於符合他們期待的說法則完全輕信。
換言之，他們採用的主要標準就是：這是否合於他們原有的信念。
這不是在拋棄事實，而是在動搖事實的形成過程，腐蝕這些用以形塑我們對現實的信念，而它們全都是經由可信且可靠的科學方法收集、積累而成。
誠然，否定這一點等於是拒絕一個觀念：一件事情的真假與我們對它的感覺無關，而嘗試找出真相才是符合我們（以及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的最佳利益。
後真相等同是一種意識形態霸權，以此手法來迫使別人相信某樣事情，無論是否存在良好的佐證。這是政治支配的一個祕訣。
打擊後真相的第一步是了解其源起。
無論經過多嚴格地測試，每個理論就「只是一個理論」而已。由於科學證據的收集方式，理論上有可能會因為將來的其他發現而推翻一理論。
這並不意味科學理論是不合理的，或不值得信賴。但這確實意味著，在某個時刻，科學家得承認，即使提出最強大的解釋也不能讓理論成為真理／真相，只是基於這些證據有理由去強烈支持這樣的信念。
這種所謂的科學推理的弱點，經常為那些自稱是真正科學家的人所利用。
在這樣一個派系分明的環境中，許多人不再檢視證據，而是「選邊站」，錯誤資訊可以公開傳播，事實查核反而遭到輕忽。選擇那些支持自身立場的事實，然後拒絕與立場相左的事實，這似乎就是創造新的後真相現實的重要成分。
必須要了解，科學上的確認並不是一種「全有全無」的現象。確認是可以有等級的，可透過理論與證據的相符程度來評估，或是與先驗概率相比。其中一種方法是貝氏推論（Bayesian inference），但也有其他方法。
基於此，即使嚴格來說科學無法「駁斥」另類理論，也可以加以排除，而這僅是因為它們完全不可能是真的。
相關性不等同於因果關係，這是統計推理的基礎。無論相關度有多高，都無法由此推斷某件事必定會引起另一件事。然後我們回到「證明」的問題上。高度相關性無疑會增加兩個變數有因果關係的可能性，但是在處理實徵事物時，還會有其他的疑點因素。
人類心理學的一項中心概念是我們會努力避免心理不適。認真看待自己稱不上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一些心理學家稱此為「自我防禦」，但無論我們是否從這個典範來架構它，這概念其實都很清楚。
當我們認為我們所相信的與周遭的人不符，可能會對自己對證據的覺知大打折扣。簡言之，同儕壓力是有作用的。正如同在我們自己的信念中尋求和諧，我們也想要與周圍的人所相信的達成一致。
（一）認知失調、（二）社會一致性，以及（三）確認偏差，所有這三類實驗的結果顯然都與後真相有所關聯。在後真相時代，很多人在形成自己的信念時，似乎並不依循正規的推理過程，也沒有以良好的證據標準為依歸，而是跟著自己的直覺走，甚或是同儕的直覺。
「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指我們對事物的期待，可能會影響我們對實際情況的覺知。
我們時常進行推理，即使是在有情緒的狀況下。這堪稱是降低失調（dissonance reduction）和確認偏差這兩者背後的運作機制，箇中原因其實顯而易見。
當我們感到心理不適時，就會有動機去找一種不會威脅到自我的方式，來降低這種不適感，這可能會導致整個人往非理性調整，讓我們的信念去適應我們的情感，而不是說之以理。
確認偏差的觀念似乎可以讓人直接想到動機推理，因為通常我們有動機去捍衛我們的信念，會去尋找證據來確認其正確性。這種機制經常出現在警探的工作中，他們在確定嫌犯後，會試著以他來建立案子，而不會尋找排除他涉案的可能。
不過這裡的重點在於區分動機推理和確認偏差，因為這兩者並不完全相同。
動機推理是一種心態，我們自己願意（也許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根據我們的觀點來塑造我們的信念，而確認偏差則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運作機制，是去詮釋資訊來使其符合已有的信念。
逆火效應是根據布倫丹．尼亨（Brendan Nyhan）和賈森．瑞夫勒（Jason Reifler）的實驗而來，他們發現給一特定政黨的黨員看那些證明其政治信念有錯的證據時，他們會拒絕這項證據，還會對錯誤信念「加碼」。更糟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出反駁證據會導致一些受試者增加對其錯誤信念的力度。
達克效應（有時又稱為「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效應）這種認知偏差是指受試者的能力過低，往往不能體認到自己的無能。請記住，除非有人全知全能，不然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這種效應的影響。
顯然，逆火效應與「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的達克效應都與後真相現象有關。這兩個效應再加上其他認知偏差，有時不僅會損害我們清晰思考的能力，還會妨礙我們對此的覺知。
屈服在認知偏差的效應下可以讓人感覺自己像是在思考，特別是在讓我們有情感牽絆的主題上，所有的實驗證據都顯示，這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推理能力。
傑森．史坦利（Jason Stanley）在他的《如何達到宣傳效果》（How Propaganda Works）一書中駁斥這一觀點，指出不應將宣傳與帶有偏差立場的溝通，甚至是操弄性的溝通混淆在一起。
宣傳不一定是在誘使人相信不真實的事物，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宣傳都是誇大其詞、言不由衷。在史坦利的定義中，宣傳是種手段，是利用和強化有缺陷的意識形態。
若真是如此，那這意味著將假新聞比擬成宣傳可能比我們所想像的要來得複雜和危險，不管是用哪種比喻。因為，根據史坦利的說法，宣傳的目的不在於欺騙，而是嘗試去統治。
史坦利指出，宣傳的目標是建立忠誠的擁護者。
重點不在於資訊交流，而是要讓我們「選邊站」。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是位善於操弄認知偏差的高手，非常善於操作來源失憶症（source amnesia）和重複效應（repetition effect）。戈培爾說：「當被操縱的人確信自己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時，宣傳的效果最佳。」
欺騙、操弄和利用，這三項公認是創造獨裁政治秩序的好工具。
從根本上講，所有的知識主張實際上只是一種權威的主張；是有權有勢者迫使弱者接受其思想觀念的欺凌手段。
既然沒有所謂的「真理／真相」，任何聲稱「知道」某件事的人實際上只是在嘗試壓迫我們，而不是教育我們。是權力讓人得以決定什麼是真理，而不是知識帶來力量。如果真的有許多觀點，那麼堅持僅接受其中一個觀點，就是一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
在後真相時代，必須挑戰所有混淆事實的企圖，在情況惡化前先指出誤謬所在。
無論這稱之為後真相還是前真相，忽視現實就是危險的。而這就是這裡所談的重點。後真相的危險不僅在於放任我們以觀點和感覺來塑造對事實和真相的認識，而且這樣做還會讓我們陷入脫離現實的風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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