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7.2016

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 notes

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從GDP、失業率、通貨膨脹、貿易差額…反思我們的經濟生活
Leading Indicator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umbers That Rule Our World
這本書前後花了四個月才讀完,前面跟後面的章節比較有趣,不過此書值得思考的點很多。

就如「失業率」是怎麼計算的,其實我九成的朋友都不清楚,然後當政府公告失業率下降時,好像社會就相對穩定了,殊不知失業率的分母是只包含,「你想找工作卻找不到」的人,而不包含「已經放棄找工作的人」,也就是如果你找了12個月的工作,一直求職無門,然後放棄找工作了,這時,你就不被包含在「失業人口」裡了。

要計算失業率,意味著要先區分沒有工作的人究竟有沒有意願找工作,劃清勞動人口與非勞動人口的界線,也就是首先要確立某個時間點上的勞動人口數目。
當失業率下降時,到底是大家都找到工作了?還是大家都放棄找工作了?

以下就是筆記,不過整本看下來一直以為 GDP欺騙了我的同時,才發現目前的GDP雖然計算公式脫離現實,卻還是不能捨棄不用的理由。

令我有所收穫的書。

日復一日,一連串的經濟統計數據紛紛發佈,如同豪雨傾灑不斷:國內生產毛額、失業率、通貨膨脹、貿易、消費信心和消費者開支、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指數。這一組又一組的統計數據密切影響著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在此可稱之為「主要指標」,視之為洞察經濟實況的情報。但真相是,所有指標只適用於各自被創造的年代,只能測量當時世界的經濟。但世界,無疑是恒常變幻的。

然而,這些數字當年衡量的世界,基本上是各民族國家生產物品的世界。當時經濟體的基礎是商品的產出,是基於工業、農業和製造業。此後幾十年,美國及其他許多經濟體的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遠離工業,走向服務業;遠離工廠製造,走向創意發明。

主要指標最初是應政府需要而創造的。它們是名符其實的宏觀統計資料,目的是要清楚反映經濟全貌。失業數字、國民所得、國民生產毛額、貿易與農業生產,以及將會談到的通貨膨脹,都是界定「經濟」的指標。它們不是為了幫助人們引導自己經濟生活的方向而設計的。

我們活在一個由經濟數據所定義的世界。我們對自身和社會狀況的評估皆基於這些數據。不論是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物價上漲的幅度、收入水平還是就業現狀,世上一切皆由數字統治。我們也把經濟統計數字視為成敗的絕對標誌。殊不知,這些數字在一個世紀前並不存在,多半在一九五○年也還未誕生,如今卻被奉為圭臬,神聖如自然定律。
201303 暴力熊~Groomy

能測量的都測量了,不能測量的還是不能測量。如果一件商品標了價錢,它就可以被測量。但就如羅伯特﹒甘迺迪對GDP的看法一樣,這種方法忽略了現實生活的廣泛部分,忽視了涉及主觀經驗和個人選擇的定性問題,如人們怎樣決定買什麼,不買什麼﹔何謂需求與欲望,以及當價格改變時,消費者又會如何調整消費方式等問題。這類問題被視為是統計學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

經濟學家顧志耐早已看出,人們盲目崇拜簡潔工整的數字,又憑數字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是大有問題的,因為數字的本意並非如此。
他說:「人類本有一種可貴的能力,能將複雜狀況簡而化之,取其模概。這一能力若沒有嚴格準則來約束,將會非常危險。尤其是量化方法,那些確鑿的結果,似乎可為所測量的事物做一準確扼要的綜述,但其實通常是種誤導。有關國民經濟的計算,正給人這種錯覺,也會引致數字的濫用。這些數字牽涉的議題,恰恰是社會團體衝突角力的焦點所在。各方辯論的有效推進,往往得力於過度簡化的數字。錯覺與濫用就更嚴重了。」

多數人一生都在同一個國家度過,即使旅遊和貿易近年蓬勃發達,人們的生活地點大都不會離出生地太遠。人的身體大致位於定點,但經濟活動卻是靈活流動的。
究其原因,是經濟生活的本質已越來越取決於人們使用的服務,不管是旅遊、教育還是網路生活。不僅如此,一件商品屬於哪個地理領域,現在也越來越難界定。

媒體和政客最喜歡這些一目了然、定期公布的數字,報導起來簡單,理解起來容易,也很好消化。但這些數字本身並沒有人們賦予的份量。它們只是平均值,模糊了人群之間的重大分別。

不丹是唯一明確表示拒絕使用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的國家。
不丹第一部見載的法典源於十八世紀,制訂者是一位仁波切上師。法典有言:「政府若不能為人民創造幸福,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不丹花了數十年時間,不斷改進國民幸福指數的量度方法。其中關鍵的一點,是不丹人對於「幸福」的理解,是有別於西方的。

「現今社會越來越以表現為主導,統計變得至關重要。對什麼進行統計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為。如果統計方法是錯誤的,我們追求的事物也是錯誤的。」

不丹經濟學家烏拉有言:「財富的真正形式是美不勝收的自然環境,充滿活力的健康身體,強烈的凝聚力和歸屬廠,生命的意義以及享用時間的自由。」
在不丹以外,「幸福」研究基本是把「產出」換為「幸福」。現代經濟的目標是提高產量,盡可能皆大歡喜。

康納曼和特沃斯基等行為學家已一再證實,不少人即使擁有的少,但只要比鄰居和同事擁有的多,就會感到愉快。心理學家會設下一個參考點,作為比較的金額底線。結果,很多人寧願自己年薪五萬而身邊人年薪四萬,也不希望自己每年賺七萬五千而身邊人賺十萬。

伊斯特林矛盾:指出越來越多的商品獲得並不能讓人更加幸福。此後的調查研究一再顯示,富裕的國家和國民,並不比貧困的國家和國民過得幸福;在一段長時間內,即使人們所得的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社會越來越安穩,人們也沒有變得更加幸福。

我們也許能承認現行統計方法有所局限,也許還能提出新方法,顯著改進舊有模式。但即使如此,老問題仍然存在——新的方法一旦實行,總會不小心引出一堆新的問題。打個比方,如果要大幅修改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方法,所得數據就無法與過往記錄對比,那麼各國政府、聯合國、世界銀行、數十萬個非政府組織、全球媒體乃至世界上幾十億人又從何判斷數據的含義呢?數據總要置於某種背景下來理解才有意義。主要經濟指標隨著時間推移,愈能占據核心地位,影響力也愈大。原因之一是時間越長,人們越容易從數據中找到各種有用的模型和參照點。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百分之四,可能意味經濟表現良好、欠佳或者普通。如果不知道過去二十年百分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三,就無法做出判斷。

我們能從統計數據看到的最多只是未來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一條清晰敞亮的前路。

經濟指標旨在描述,而非求解。

如此看來,經濟指標用處不大?事實當然並非一直如此。它們出現之前,經濟狀態從來沒有得到如此清晰的呈現。
縱觀各大經濟指標的初始理念,沒有一個在誕生時就要承載今天的分量,也沒有一個是絕對的經濟標準,既無法直接反映生活品質好壞與國家成敗,也不能說明一國政府是獨具慧眼還是自掘墳墓。
經濟指標用處不大?事實當然並非一直如此。它們出現之前,經濟狀態從來沒有得到如此清晰的呈現。
幾十年過後,經濟指標已不只是政府、企業參考的統計數字,而是社會成敗的絕對標示。這一演變過程極為迅速而不易察覺,幾乎沒有人意識到統計數據已經變質。

目前經濟體系正在飛速轉型,若以為一個數字就能概括就業狀況,是相當不智的想法。

單一數字永遠不足夠——這是國內生產毛額的最大局限。問題不在於計算統計範圍,而在於以單一數字呈現複雜多變之經濟體系的想法。

首先要明白,所有經濟指標都源於龐大的數據﹔統計學是數據蒐集回來後,人為進行分析的學問﹔統計數據也是由人為建構,旨在提出理解資料的方式。每一筆原始數據都具有同等價值,但人們極少能物盡其用。

因此,我們要解決問題,就不能只看某一類數據,而要善用所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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